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刘世锦：建议政府收购卖不出去房子，转为农民工保障性住房

刘世锦资料图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81期)今日举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出席并演讲。

　　刘世锦指出，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这就要把立足点放到新的增长潜能上来。

　　他分析称，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的新增长潜能有两条，一个是追赶潜能，另一个是新技术革命所驱动的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的新潜能。

　　“所谓追赶潜能，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是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刘世锦举例说，目前我国人均收入大概为1.3万美元，到2035年提出目标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是3.5-4万美元，这中间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增长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同时有制造业和农业等传统产业的升级。“追赶潜能还要重视，这几年追赶的说法不多了，其实追赶潜能是最具现实性的，是确定性是比较强的”，刘世锦说。

　　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的新潜能方面，刘世锦认为，我国和世界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在部分领域是并驾齐驱甚至是局部领先的。“这两个新的技术革命驱动的潜能和刚才讲的追赶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融为一体之后，中国就有很明显的一些优势，一是市场容量更大，再就是收入水平相对比较低，这样我们还有更大的增长空间，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更快降低成本，我们的新技术和新产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形成一些竞争优势”。

　　那么，如何来挖掘上述经济增长潜能呢?刘世锦指出，要把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摆正。“这次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指出，要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最近一段时间，当社会需求不足，增长动能下降的时候，和过去一样，社会上放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呼声是在增加的，就是希望宏观政策更多的起作用”，不过，在刘世锦看来，宏观政策对于经济的作用方面，中国和发达经济体有着明显的区别。

　　他解释说，发达经济体是一个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是搞一些折旧性的、维持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对于这种经济体来讲，宏观政策基本上决定了经济的走势和大局。但我国与之不同，还有至少5%左右的中速增长潜能，宏观政策主要起的是稳定平衡的作用。

　　“如果说我们的潜在增速是5%左右，宏观政策影响大体上也就是1个百分点，其余4个百分点取决于技术条件和体制政策环境，所以，1比4的关系，这大概说明了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孰轻孰重的关系”，刘世锦比喻道。

　　“现在需要注意的一个倾向，只是盯着宏观政策，不注意甚至都想不起来推动结构性改革，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我们还是要关注”，刘世锦强调。

　　他还指出，必须澄清的是，“有人认为结构性改革是不错的，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我觉得也不尽然，其实我们有些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今天晚上出个政策，明天上午就会立竿见影，可能比有些宏观政策见效更快。所以，结构性改革也能够有短期的扩张效应”。

　　谈及如何扩大消费，刘世锦表示，从大方向来讲，增加收入是基本项。“收入是消费的函数，收入上不去，消费要上去就比较难”。

　　“从国际上来看，大概到了中国这样基本上快跨入高收入阶段的时期，消费或劳动者工资收入占经济的比重明显要上升，这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我也注意观察到中国这几年正在出现这样的变化，我们期待这样一个规律在中国能够明显起作用，这样扩大消费就有了收入增加的支撑”，他说。

　　除了增加收入外，刘世锦也强调了重视发展型消费的重要性。“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性消费，最近这些年都趋于稳定。消费增长更多是由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所拉动的”。

　　刘世锦指出，生存型消费与发展型消费有较大差别，生存型消费基本是以个体消费为主，而发展型消费更多的是采用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的方式。比如医保、社保就是互助共济，比如上学教育是学生集体消费。所以，由于发展型消费的特点，它和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挂钩，且关系相当密切。

　　“现在发展型消费中，相当一部分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在支撑的，同时需要政府出面搭台子建制度，当然还要出资金，所以，发展型消费实际上是政府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现在回到现实看一下，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有欠账的，缺口还比较大。其中缺口欠账最多的是近3亿农民工，特别是其中近2亿进城农民工的欠账是最多的”。

　　刘世锦说，目前扩大消费的问题要关注两个重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这两个重点或者叫做痛点抓不住，扩大消费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

　　对于下一阶段的改革任务，刘世锦也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城乡融合发展中需“三个平等”——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平等，土地包括不动产方面财产权利的平等。其中，和身份平等相关的是户籍制度改革，建议可以采取负面清单的办法，除了为数不多的、有特殊需要的地区外基本上放开，取消城乡居民身份的差别。

　　另外，建议实施新的三年攻坚战——以2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攻坚战。“可以实施进城农村人口基本保障住房建设工程，现在有些房子不是卖不出去嘛，可以政府收购转为农民工的保障性住房”，他说。

　　在土地权利平等方面，刘世锦建议率先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乡结合部，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此外，他还建议允许城乡居民双向流动和置业，带动居住条件的改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第二，应该以更大力度来理解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现在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科教兴国，新质生产力，高水平自立自强，最后说到底，得有人去冒险、去创新，这就是企业家精神”，他说。

　　刘世锦指出，所谓企业家才能和精神是指被称为企业家的那部分人，他们拥有好奇心、远见、洞察力、冒险探索、坚韧不拔、组织协调力、执行力等一系列特质，所以，他是组合资源的资源，是组合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等等在内的各种资源的资源，是一种更为稀缺的资源。

　　此外，刘世锦还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不同所有制、股权多元化已经成为常态，“现在有一些国有企业，你说是央企国企，但它是上市公司，甚至都到海外都上市了，有大量的个体或其他机构持股者，民营企业其实直接和间接的国有股东也越来越多。现在要找到纯粹的国企或民企越来越困难”。

　　“过去我们按照所有制来划分企业类型，这实际上是远离企业和市场的实际，更重要的是低估了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刘世锦说，企业能够办得好，企业家的地位和精神的作用是第一位的。

　　他建议对企业分类做出相应调整，不再按照所有制区分企业，不再区分国企民企，而是按照企业的规模、技术、就业等等特点进行分类，并出台相应的政策。

　　“这不是说所有制不起作用了，所有制可以对投资者进行分类，比如分成中央国资投资者，地方国资投资者，社会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者等等”，他认为，所有制划分可以由企业层面转到投资者层面。“企业是平等发展、公平竞争的，投资者各具特色、各显其能”。

　　他还强调，要在纠正所有制歧视方面有实质性进展，特别是在允许鼓励平台型企业、大型科技企业大胆投资、积极创新方面，这对现在讲创新是特别重要的。

　　“最近看到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都是一些大企业在做的，让他们参与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实行常态化负面清单为主的监管”，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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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