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深藏功与名：不只关乎就业

　　谢泓/文2006年，笔者应邀参加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一场日中经济交流会。当时，有位日本专家谈到，日本实施《日本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是在1963年，中国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是在2003年，两部涉及中小企业发展法律出台的时间距离，也反映了两个国家经济差距的时间距离。笔者当时并不明白这其中的逻辑是什么，如今却深有感悟。

　　企业，家

　　去年底，一篇关于江西赣州人为什么要到广东潮州打工的文章提到，2022年江西赣州市的GDP约为4500亿元，而广东潮州的GDP仅有1300亿元左右，赣州GDP是潮州的3倍多，完全超过了汕头经济特区。为什么江西人还是愿意去潮汕地区打工呢?

　　文章分析，赣州城区遍地高架桥，开发了一栋又一栋的楼盘，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很大，房价也很高，这应该是赣州GDP高的原因。但这些产业都是以国企为主，哪怕赣州GDP再高，也没有给社会提供多少就业岗位。

　　相反，潮汕地区虽然GDP不高，但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众多。普通老百姓如果希望有非农收入，还必须离开家乡，到经济看起来不是特别“发达”的广东打工，且粤东还是广东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笔者跟一位潮汕企业老板聊天，他说江西员工的素养很高，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他们企业给到员工的工资在五六千元以上，有一定技术或管理能力人的工资能超过一万元。公司还提供免费住房，一天十块钱就可以吃三餐。很多员工都把家安在潮汕，在当地买房买车，企业老板也会协助员工子女在当地入学。

　　笔者走访企业发现，广东很多制造业企业，基本都在公司盖有员工宿舍楼，免费或以低价提供给员工住宿。有些企业的宿舍还配有健身、娱乐设施，有夫妻房，低价或免费的饭堂。有些企业则配有图书馆，还有各种兴趣和爱好的学习小组与社团，甚至有传统文化的学习，有各种乐施好善的义务组织。

　　笔者问一些企业负责人，是不是企业有外单，需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通过社会责任的审查。他们表示，外企对企业确实有社会责任审核，包括劳动安全、工作强度、薪酬水平、环保排放等。但他们认为，中国人有家族文化传承，一旦企业将员工视为家人，给予家人般的关怀，员工还是有知恩图报、士为知己者用的文化。他们说，对于优秀的企业而言，社会责任认证仅是基础，真正的员工关怀不是应对验厂审核，而是要满足员工真实的生活需求。

　　深圳有家企业的负责人讲，员工离乡背井出外打工，需要实实在在的收入。如果企业给他们一个月一两万元的工资，员工在外面租房、坐车、吃饭，每月就要万把块钱的支出，实际收入就很少。这位负责人说，企业和员工是命运共同体，员工的能力关系到企业竞争力。所以，企业不仅要关心普通员工的生活，还要关注他们的工作，关注他们个人能力的提升，比如制定企业职工的技能培训及考核。

　　江苏苏州的固锝公司就把传统文化应用到企业管理上。固锝公司的文化系统包括人文教育、人文关怀、绿色环保、健康促进、慈善公益、职工拓展、人文记录和敦伦尽分，其基础是人文关怀，目标是止于至善。

　　给固锝公司做精益管理咨询的一位咨询师讲，他们给固锝做精益改善周，非常震撼：普通公司做得好的，一年也就做几十个改善周;而固锝公司的企业文化非常棒，员工自主自觉，一年下来改善周能够做200多周。其中，一个改善项目通过对流程的优化，工序由41项减少为21项，人数由68人减少到未来的45人，生产效率大大提升。

　　河南省许昌市的胖东来公司，企业文化主张公平、自由、快乐、博爱。公司除了建立非常好的分享机制，还帮助员工进行职业规划和生活规划。

　　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如此善待企业员工，甚至比国企还讲福利、讲人性、讲公平，它们不是只会偷税漏税、假冒伪劣、行贿受贿、低买高卖、囤积居奇吗?现在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农，家

　　作为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细胞，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过去农业社会乡村宗族作为社会最基层组织的功能。

　　中国已经有连续20年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出台了关于中央对于中国农业与农村问题发展的相关政策。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与农村的政策设定问题是根基之策。

　　三农专家温铁军认为，中国农村承载了中国人生态、生活、生产“三生合一”的生存方式，由此决定着一种文化传承的方式。传统上，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尽管王朝更迭，但只要中国的农村存在着宗族延续，中国的文化就能得到延续。中国农村就是中国人生产、生活、教育与文化传承的最重要载体。

　　温铁军还有一个观点，解放以后，通过农业与农村，化解了新中国的多次经济危机，包括建国初期的城市供给危机、工业化原始积累问题、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等等。但随着改革开放与工业化的开始，工厂开始从农村吸引大量劳动力。而今的农村，又变成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地方。现在的农村，要人没人，要钱没钱，仅有的资源被城市与资本侵蚀，留下的是残败、萧条与环境堪忧的村落。

　　与此同时，温铁军提出了很多乡村振兴的建议与观点，包括对于农村生态化的发展方向，认为生态化是比工业化更高的生产、生活与文明方式。

　　今天，反观农业现代化发展良好的国家，无一不是工业化、现代科技发达的国家。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重要的基础，这应该也是中国农村与农业发展的新生态。

　　农，技，工

　　最近，笔者考察了位于广州白云区的康御智慧农业园。它们探索开创了一套立体种养、生态循环、低碳环保、优质高效的种养一体化模式：利用山坡地，用钢构搭成四层楼高的农舍，一层养鱼，二层养猪、养鸡，三层种植蔬菜或者名贵中草药，外墙还种着一种名为忧遁草的抗癌草药。

　　鱼塘的水含有硅藻、螺旋藻养分，通过智能的滴灌设备灌溉植物，植物无需农药化肥就能健康生长。鱼塘中的养分，则是来源于投喂鸡的饲料。在鸡饲料中添加了菌草料，鸡吸收后排出粪便直接掉进鱼塘，进而裂变成很多硅藻、螺旋藻，成为鱼的养分。如此养殖出来的罗非鱼味道非常鲜美。

　　该农业园创始人陈进辉博士解释，架空鱼塘养鸡的设计可以降低鸡粪清理成本，也消除了传统养鸡的臭味。这一模式不但节省空间，还具有提高鱼氧、改善池内生态系统营养环境、减少鸭寄生虫病等优点。据介绍，康御园区亩产可超百万元产值。

　　陈进辉博士今年已经67岁了，他说自己是农村出身，有机会出来读大学改变命运，后来下海创办企业和工业园区。有了原始积累后，他一直希望能够力所能及用自己的知识与实践反哺农业农村。于是乎，他在家闭关一年，构思自己的农业3.0、4.0模式，而今已经迭代到6.0模式。

　　在陈进辉博士的农业园区里，动植物都可以听音乐，鸡舍、猪舍没有异味，鸡舍的负离子可以达到50000万个，我焉知鸡比人幸福?

　　陈博士的研究团队，有研究种子种苗的、有研究水分子、研究植物的。他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不能单靠国家政策，一定还需要按照市场规律来发挥作用。农业也要靠资本，资本要讲投入产出。中国农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看产出。而农业产出，一定要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工业成果与商业模式。

　　现代的农业文明也好，生态文明也好，一定要借助人类工业文明的成果。荷兰国土面积狭小，气候偏寒冷，每年农产品的出口达到1000亿美元，仅次于自然资源良好、耕地面积超大的美国，这正是借助了工业技术的成果。智能大棚、芯片发光、育苗育种……荷兰的大棚光照时间，能够达到一年5500个小时。

　　跟笔者同去陈博士农业园的还有几位中小制造业的企业家，大家也畅想了将康御农业园的模式推广及商业化可能。一是通过结构化、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总体设计，进一步降低投入成本。二是通过提升光能效率与增加负离子等等现代技术，促进动植物的健康成长。三是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总体提升农业园的科技水平，从而打通农业发展的技术、商业模式与客户的所有验证。

　　企业，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之一，在于让中国发展工业，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生态，中国也成为了工业化国家。

　　因为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中小规模的制造企业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使之成为产业工人。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量、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国人的收入结构，也实现了从过去几千年依附农业到依附工业的转变。7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2022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城镇化率)也达到了65.22%。

　　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谈及中小企业时，喜欢用“56789”来形容中小企业的作用，即“贡献了50%以上的国家税收，60%以上的国家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占企业数量超90%”。

　　从这个视角看，中小企业的存在，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问题。从经济规模与税收收入、就业结构与城镇化水平角度，中小企业就是中国成为工业化国家的重要基础。

　　笔者认为，工业化国家不仅仅是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还必须涉及就业结构中产业工人的比例，产业工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城市化或城镇化的水平等。工业技术成为社会的生产力支撑，工业文化与价值观念在社会逐步形成。

　　如今，中国企业的管理形态与改革开放初期已完全不同。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与农民工组合的业态，到大产业与产业工人的业态，中国企业也从单一的制造业态到企业组织业态，并开始拥有自己的管理文化与经营逻辑。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族关系，也在中国现代企业中找到一些痕迹。企业是原来外来务工人员、现代产业工人的家。它提供了产业工人参与生产的机会，提供了新的生活业态，提供了人生新的发展方向与目标。每家企业都成为中国社会的细胞，承载了现代中国人生产、生活、生态的新“三生合一”。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认为，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其存在的目的是创造经济绩效。但这种经济绩效并不是企业的目的，而是企业作为经济主体所履行的经济责任，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逻辑起点。他还讲，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一种器官。企业依托社会而存在，社会为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这意味着企业不仅受到社会的影响，同时也对社会产生影响。

　　德鲁克还强调，企业管理者必须承担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并采取符合道德标准的行动。这是因为企业的目的是在企业本身之外，必须维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基本权益。这既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也是企业作为社会细胞的伦理底线和道德要求。

　　当中国企业拥有了属于中国文化的社会伦理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就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直至今日，笔者还是要追问：中国究竟是农业国家还是工业国家?为何中央每年出台的一号文件还是以农业及农村为主?这是历史的惯性，是中国人口组成还是以农民为主，还是中国社会组织的基层就在农村?为什么中央的一号文件不能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

　　笔者曾跟一家海外智库交流，专家讲，美国2023财年国防开支预算8130亿美元，刷新历史最好水平。如果要通过国会预算，就会有议员质疑是不是向军工集团输送利益。为了争取法案通过，他们就约定其中的一半预算向中小企业采购，就容易得到代表中小企业利益的议员支持。

　　我们很多企业出海到欧美投资，人家不关心GDP，不关心企业税收，就关心两项：一是就业人数，二是工资最低水平，即就业与收入。既然中国中小企业提供了中国80%城镇人口就业，那么中小企业才是国之大者。

　　三年疫情期间，日本就补贴中小企业，只要企业不关张，国民就有收入，有收入就有消费，有消费经济才能够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全世界央行都在放水，美国、德国、日本通过军工企业发展，增加中小企业订单，美国公民都有补贴，日本中小企业有补贴。

　　而中国将货币扩张落在了哪里?高科技企业、城投公司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这些投入都没有转化为中小企业的订单，就落不到老百姓的口袋，老百姓没钱就没消费。在出口拉动、投资拉动失灵的情况下，消费拉动就是出路。

　　把多印的钱转化为中小企业的订单，转化为老百姓的收入，才是正道。因为中小企业，不仅是56789，它就是1，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础与重要组成。

　　至此，笔者或多或少明白了文章开头日本专家所讲的经济差距，不体现在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或是科技水平上，而是观念上的差距。

　　在一个国家政府、社会、人民的认知中，什么东西最为重要，什么是经济发展的起点与目的，什么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性原理?

　　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一些新维度：中小企业之于就业与创新的意义，中小企业存在之于中国就业结构与城镇化、社会结构的意义，工业化之于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农业现代化)的意义。这包括就业、创新、收入、社会、现代化、文化、社会组织、社会生态、新的商业文明等等。

　　一旦我们解决了认知上的问题，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问题、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订单问题，都成为我们国家解决现阶段主要矛盾的抓手了，成为国策，那这些还是问题吗?

　　假如我们没有努力解决中小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中小企业都跟着国外订单走，中小企业都想着出海，那哪怕有再多的高楼大厦，再多的高铁，再便捷的高速公路，笔者都有理由担心，中国人要背井离乡，下南洋或去全世界找寻新的出路。

　　相比GDP亦或是高楼大厦，一份跟上GDP增长的收入更有现实意义。而平民百姓的工作岗位，最多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

　　当前，国家对中小企业愈发重视，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但文件解决的是“术”的问题，还需从根本上解决“道”的问题。中国已是工业化国家，必须建立新的观念、新的认知，确立中小企业“1”的定位，其它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责任编辑：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