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华业IPO：业绩下行却豪掷6000万分红，2亿募资额补流还贷遭质疑，实控人股权高度集中

2024年12月30日，浙江华业塑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华业”）创业板IPO申请已提交注册，保荐机构为海通证券。此次，浙江华业计划公开发行不超过2,000万股股票，拟募集资金6.72亿元，用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智能化技改项目、技术研发中心建设、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等项目。

浙江华业的实际控制权高度集中在夏增富、夏瑜键、沈春燕三人手中，三人合计掌控公司78.02%的表决权比例，夏瑜键作为夏增富和沈春燕夫妇之子，在公司地位不言而喻。此外，公司董事王建立是夏瑜键妻子王盼的父亲，直接持有公司5.6545%的股份。如此紧密的家族式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方面是否会存在潜在问题，值得深思。

浙江华业的业绩表现并不乐观，呈现出逐年下滑的态势。2021年至2023年，公司营业收入从8.08亿元降至7.82亿元，再到7.36亿元；归母净利润也从9,533.27万元下滑至8,157.97万元，直至7,029.42万元。令人不解的是，2022年在申报IPO之际，公司却进行了6,000万元的现金分红，占归母净利润的74%。同时，公司主营业务的毛利率也持续走低，从2021年的29.08%降至2022年的26.92%，再到2023年的25.73%。这种盈利能力的下降，无疑给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蒙上了一层阴影。

研发投入是衡量企业创新能力和未来竞争力的重要指标。2021年至2023年，浙江华业的研发费用率分别为2.62%、2.77%、3.12%、3.06%，而同期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这一比率均在3.67%至4.43%之间，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研发投入，这不禁让人对浙江华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产生质疑。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若不能在研发上加大投入，浙江华业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浙江华业此次募资6.72亿元，其中2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项目。这一安排引发了深交所的关注与问询。在企业试图借助资本市场实现发展的关键时刻，这样的募资用途是否合理，是否真正符合企业长期发展的需求？

浙江华业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公司存在多个财务内控问题。公司向海明特殊进行转贷，共计15笔，金额高达2.73亿元；公司还与沈春燕、舟山启盛存在拆借资金的情况。公司此前甚至存在未给全部员工缴纳公积金的情况。这些财务内控问题不仅反映出公司在运营管理上的漏洞，更可能给公司带来潜在的合规风险。

实控人一家三口持股近8成，关联交易引深交所关注

浙江华业的控股股东是夏瑜键，持有公司37.51%的股权。而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夏瑜键、沈春燕和夏增富组成，其中，沈春燕持股18.75%，夏增富持股18.52%。值得一提的是，夏瑜键还持有华业咨询27.13%的财产份额，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华业咨询又持有公司3.23%股权。经细致测算，这三人直接及间接支配着公司高达78.02%的表决权比例。家庭关系层面，夏增富与沈春燕是夫妻关系，夏瑜键是他们的儿子，如此紧密的家族持股架构，在公司决策和运营中无疑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除了这一家三口，实控人的诸多亲属也与浙江华业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浙江华业董事王建立持有339.2725万股股份，持股比例达5.6545%。他正是夏瑜键妻子王盼的父亲。王盼也曾担任公司监事，并且通过舟山玺阳华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控制公司2.3258%的表决权。回溯到2018年7月和9月，王建立与玺阳华国分别通过增资扩股进入浙江华业的股东名单，当时出资金额分别为5,300万元和2,180万元。

深交所求浙江华业解释未将王建立、王盼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原因及合理性，质疑公司是否试图通过这种不认定的方式，来规避同业竞争、关联关系或锁定期相关规定。

上图来源：浙江华业回复首轮问询函

浙江华业给出的回应是，王盼作为实际控制人的配偶，其股未达5%以上；王建立虽持股超过5%且担任董事，但不属于实际控制人的配偶或直系亲属，同时，王建立和王盼（玺阳华国）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基于这些理由，浙江华业认为未将二人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具有合理性。

浙江华业的关联交易情况同样引人关注。其关联方金欣贸易（包括浙江金欣贸易有限公司、舟山市天欣物资有限公司）由翁辉、郑钧元实际掌控。郑钧元是实际控制人夏增富之妹夏增飞的儿子，翁辉是夏增富、夏增飞的表弟。

2021年至2023年，浙江华业向金欣贸易采购圆钢金额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分别为2,654.24万元、3,392.64万元、3,610.87万元。在2022年及2023年，金欣贸易均为浙江华业的第二大供应商，可到了2024年上半年，却突然从前五大供应商名单中消失。

深交所对此高度关注，要求浙江华业说明这些关联交易是否公平公正性，是否存在对发行人或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况。

浙江华业实控人一家三口持股近八成，如此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是否会影响公司决策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众多亲属与公司存在关联，是正常的商业合作，还是借此谋取私利？

业绩持续下滑却分红6,000万，发展前景迷雾重重

浙江华业近年来的表现让投资者和市场充满疑虑。业绩持续下滑之际却进行高额分红，发展前景犹如被重重迷雾笼罩。

浙江华业专注于塑料成型设备核心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螺杆、机筒、哥林柱及相关配件，广泛应用于注塑机、挤出机等设备领域。

从2021年至2023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8.08亿元、7.82亿元、7.36亿元，归母净利润依次为9,533.27万元、8,157.97万元、7,029.42万元，业绩下滑趋势明显。

公司方面称，业绩受到市场需求、市场竞争、原材料成本及销售价格等因素影响。未来若无法契合下游市场需求面临需求萎缩、竞争加剧致产品降价，或原材料成本上升却无法转嫁，业绩恐将持续滑坡。

不过，公司预计2024年度营业收入达90,647.06万元，较2023年增长23.18%，归母净利润9,225.35万元，同比增长31.24%。

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至2024年上半年，浙江华业主要产品螺杆、机筒、哥林柱的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极高，分别为97.88%、98.21%、98.73%和98.94%，产品结构单一的问题十分突出。

在业绩下行的背景下，浙江华业的分红举动令人费解。2019年至2021年，公司未进行现金分红，可在2022年上半年申报IPO时，却毅然进行了6,000万元的现金分红，占归母净利润的74%。这一决策在公司业绩面临挑战之时显得尤为突兀。

与业绩下滑相伴的，是浙江华业主营业务毛利率的一路走低。2021年至2024年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29.08%、26.92%、25.73%、24.82%。这意味着公司在产品盈利空间上不断收缩，盈利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浙江华业当前的种种困境，背后反映出诸多深层次问题。业绩下滑，究竟是市场环境这一不可控因素主导，还是公司自身经营策略存在重大缺陷？产品结构单一，是研发创新投入不足，导致难以推出多元化产品，还是市场拓展能力欠缺，无法打开新的市场空间？在业绩不佳的情况下仍坚持大额分红，是对股东过度回馈，损害公司长远发展，还是另有隐情？毛利率持续下降，是成本管理出现漏洞，未能有效控制成本，还是在市场竞争中丧失定价权，被迫接受低价？

研发费用率低于同行，募资补流及还贷遭质疑

上图来源：浙江华业招股说明书

在资本市场的严苛审视下，浙江华业的IPO之路正面临诸多挑战。研发费用率低于同行、创业板定位遭疑以及募资用途引发争议，一系列问题亟待公司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2021年至2024年上半年，浙江华业的研发费用分别为2,118.45万元、2,166.35万元、2,298.50万元、1,322.24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仅为2.62%、2.77%、3.12%、3.06%。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这一比例平均值达3.67%、4.21%、4.43%、3.85%。如此明显的差距，反映出浙江华业在研发投入上的不足。

深交所要求浙江华业详细解释研发费用占营收比重下降的原因。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研发投入是企业保持竞争力、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浙江华业较低的研发费用率，不禁让人对其技术创新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产生质疑。究竟是公司对研发创新重视程度不够，还是受限于资金投入能力，导致在研发方面落后于同行？

深交所对浙江华业的关注不止于研发费用。在两轮问询函中，“创业板定位”问题成为焦点。深交所要求浙江华业充分说明“业内领先水平”等相关表述是否客观、公正。这一质疑直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浙江华业此次计划募资6.72亿元中，其中2亿元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这一募资用途引发了深交所的问询。截止2024年上半年，浙江华业短期借款期末余额为12,783.85万元，长期借款期末余额为9,815万元，同时公司可自由支配资金约为12,947.29万元，主要为银行存款。

浙江华业表示，募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能够满足公司未来业务持续发展所产生的运营资金需求，缓解流动资金压力并降低有息负债，进而提升持续盈利能力。然而，深交所质疑公司是否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以及相关风险揭示是否充分。

浙江华业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背后反映出公司在经营管理、创新发展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研发投入不足可能导致产品竞争力下降，创业板定位存疑会影响公司的市场形象和估值，而募资用途争议则关乎公司的资金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财务内控问题频现

2019年及2020年期间，浙江华业以向舟山市海明特殊钢有限公司采购为名，进行了一系列令人咋舌的转贷行为。这期间，竟累计发生15笔转贷交易，涉及金额高达27,260万元。海明特钢作为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经销商，自2003年起便与浙江华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一直为其供应经过二次锻造后的钢材。

时间回溯到2019年，浙江华业的财务报表上又出现了不寻常的一幕——向关联方进行资金拆借。此次拆解对象为沈春燕及舟山启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涉及金额分别为194.05万元和68万元。这种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否遵循了严格的财务规范和审批流程？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股东权益的可能性？这些疑问如同悬在浙江华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考验着公司的财务合规性和透明度。

上图来源：浙江华业招股说明书

不仅如此，浙江华业在员工权益保障方面也暴露出问题。2019年和2020年，公司缴纳公积金的员工人数分别为266名和258名，而缴纳比例更是低至24.74%、20.84%。

对于这一明显偏低的缴纳比例，浙江华业给出的解释是，公司当时尚未进入辅导期，规范意识较为薄弱。虽声称进入辅导期后已加强规范意识，并为大部分员工缴纳了社保及公积金，但这一解释并不能完全消除外界对其合规意识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质疑。毕竟，依法为员工缴纳足额的公积金，是企业应尽的基本义务，也是企业良好形象的重要体现。

浙江华业所面临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财务内控乱象。公司业绩近年来持续下滑，这背后究竟是何原因？在业绩不佳的情况下，公司却进行大额分红，这究竟是对股东的过度慷慨，还是对公司未来发展缺乏足够信心的表现？毛利率的不断下降，究竟是成本控制环节出现了漏洞，还是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渐减弱？而研发费用率低于同行的现状，又能否支撑公司在未来保持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浙江华业在经营管理、财务运作和合规意识等方面存在的诸多不足。众多财务内控问题的集中爆发，不禁让人对公司的内部管理是否混乱，以及对法规的尊重和执行力度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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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静